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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团中央再遭大破坏
团中央机关的大破坏，“破反委”书记帅孟奇、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黄平、卢福坦的先后被捕，苏区两拨运送经费的交通员被土匪拦截，“生命的极度危险加经济的极度拮据，迫使临时中央在上海工作不成。”
张闻天向博古提出前往中央苏区做实际工作的要求，博古却有意派张闻天到北方局去开辟工作，而自己则亲自去中央苏区。张闻天则又“电国际请求到苏区，博到北方。”
“意见得不到统一，于是，中共临时中央就主要领导人的去向、分工问题向共产国际请示。”
共产国际的答复是：“整个中央首脑机关迁入江西中央苏区。”
1932年12月9日，博古、陈云、李竹声等人在弄堂的一辆汽车里开碰头会，决定成立上海中央执行局（上海中央局），由李竹声任书记，尔后向共产国际去电请示。
不久，共产国际回电表示“基本同意中共中央的决定，为了加强上海中心，除李竹声以外，建议不久前派去的不为警察侦探所熟悉的盛忠亮和汪盛狄也留下来。”
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竹声，由此成为中央留在上海的全权代表兼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担任宣传部长，黄玠然担任组织部长，李得钊任秘书长。
刚从莫斯科回到上海的盛忠亮接替了张闻天的位置，秦缦云便成为盛忠亮的助手，两人在工作中逐渐产生感情，秦缦云遂成为盛忠亮的软肋。
“1932年底，张闻天头戴礼帽，身穿长袍，化装成一个富商，在一名地下交通员护送下，登上驶向汕头的海轮。”
再从汕头经大埔、上杭、长汀等地，于1933年1月中旬抵达瑞金。
1933年1月3日，博古、陈云在三个警卫员的护送下，乘船离开上海抵达汕头，在秦邦礼设在汕头的“中法药房”休息中转，于1月19日到达瑞金，他们比张闻天晚到了几天，杨尚昆也于同月抵达瑞金。
博古在出发去苏区前的一个晚上来到弟弟家，博古的长子秦刚，随祖母朱阿菊，此时已被秦邦礼接到上海居住，博古在母亲面前哭拜告别，此后再未相见，而博古遇难牺牲的消息直到朱老太仙逝之日也未向她透露。
刘群先因有身孕未随博古同行，她于次年5月生下长女秦摩亚（俄语五月的意思），满月后她将女儿托付给无锡的姐姐抚养，即启程前往苏区，于7月份抵达瑞金与博古相聚。
博古在撤离上海前签发的最后一份文件是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叛徒斗争的提纲》，这份文件历数并痛斥了中共历史上的大叛徒，胡均鹤也榜上有名，而此时的胡均鹤还在囹圄中硬抗着。
史济美终于找到了胡均鹤的软肋，“调查科的特务们找来了几本中共的地下刊物，其中竟有党组织根据并不确切的传闻已将胡均鹤开除出党的消息。
这在精神上使胡均鹤受到了沉重的一击。另外，特务们又劝说：有孕在身的赵尚芸不久即将分娩，现在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生活，就不应该弃之不管不顾。”
胡均鹤如同李士群一样，被击中软肋，最终屈服，时在1933年1月下旬。“他在生理上经受住了严刑的考验，在心理上却被国民党的攻势打垮了。”
袁炳辉、胡均鹤、胡大海便开始自首后的“工作表现”，他们于1月29日（大年初四）找到了团中央秘密接头处的负责人邱忠林速配资，并在他家中设伏。
2月2日晚6时，团中央交通组组长庄祖方（蒋屏）刚走进邱家，即被胡大海拦腰抱住，随后被两个特务拖下楼，推上一辆小汽车，来到老北门某旅馆的三楼，袁炳辉、胡均鹤及史济美均在那里等着。
庄祖方经不住毒打，招供之详细可以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厄运就这样降临到了团中央机关的领导干部身上：
刚刚接任团中央书记职务的王云程，上任不到三个月，即成为第三个被捕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当老马（马绍武）的枪口对准王云程时，他居然夺枪与老马对打起来。”
但即便如此，王云程在被捕的第二天就自首了。
团中央组织部长孙际明、秘书长陈卓文、秘书余心和刘修、常委交通老余、油印组长周友今、发行股长小邱等22人被捕，团中央机关“除极少数人脱险外，绝大多数被捕。”
这极少数人中有团中央宣传部长凯丰（何克全）、组织部秘书陆定一和交通员唐益之。
凯丰的夫人廖似光写有回忆文章《我在上海团中央工作时的回忆》，她写道：
“机关被破坏的那一天，刚好凯丰因有别的事不在机关。当天晚上，凯丰得悉机关遭敌破坏的消息后，匆匆赶回住处。一进门，就叫我赶快转移，什么东西都不要带。”
凯丰成为团中央唯一幸免于难的高层领导。
“凯丰因叛徒们都认识他，不能继续留在上海，组织上决定把他调往中央苏区，他原来的团中央宣传部长职务改由黄药眠同志担任。凯丰离开上海时，我正怀孕在身，不能跟他一块走，只好留下来。”
1933年夏，廖似光“忍痛把刚产下的婴儿交给交通员小唐送往国际红十字会医院(今上海华山医院)，留下待人收养，我就拖着虚弱的身体向江西中央苏区出发了。”
同行的还有潘汉年的结发妻子许玉文。
“交通员小唐”全名叫唐益之，当时是庄祖方的下属，他在回忆文章《我所知道的三十年代共青团中央局》中写道：
“除凯丰以外，几乎所有的团中央领导干部都被捕了。当时我住在新闸路一家麻油店楼上，一天我回去，女主人说:'你表兄带人来找你，’暗示我赶快离开，我意识到内部出了叛徒，立即离开了。以后我才知道是蒋平带了特务来抓我。”
此次团中央破坏案被捕的22人中，除周秀珍、小邱、郑天健三人坚贞不屈外，其余皆自首。
这么多自首的人员要“表现工作”，对共青团的破坏程度可想而知，所以《20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一书中有这样的描述：“1933年，上海共青团组织遭到了36次严重破坏，包括共青团中央委员胡兰生在内的许多领导成员牺牲。”
有资料说，因王云程的被捕叛变，促使与之联系密切的康生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去担任王明的助手。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康生离开上海要到1933年7月，如果情况紧急不可能拖延5个月再启程。
王云程的被捕只是让康生的行踪更加隐秘，并将中央特科的工作交由潘汉年负责。
陈赓的被捕、杨杏佛的被暗杀以及蓝衣社暗杀名单的公布，才是康生离开上海的真因。
王云程的继任者徐宝铎及其后任书记陈伯伟后来全部在被捕后叛变，唯有宣传部长黄药眠因“不愿出卖同志，不愿意替国民党做事，被判十年徒刑，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抗战爆发后，国民党被迫释放政治犯，我才被释放出狱。”
查询“历届团中央书记”，30年代这段时期是空白的，没有博古、袁炳辉、胡均鹤，也没有王云程、徐宝铎、陈伯伟这些人。
侥幸脱险的陆定一，他的经历就比较复杂曲折了，看他的人生经历真是可以阅尽人世间的一切世态炎凉和所有人情冷暖，也可以感知天地间弥足珍贵的无价情义和变幻无常的世事命运。
陆定一在1931年被视为“调和路线”执行者，时任团中央书记的博古撤销了他的团中央宣传部长职务；
到中央苏区后，团苏区中央局又以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撤销他宣传部长职务，并让他去上海工作，在团中央担任组织部秘书。
陆定一当时在上海是“被国民党特务跟踪了，才到中央苏区工作，现在又要他到上海，无异是把他送入龙潭虎穴。”
陆定一之所以不容于王明等人，因为他与妻子唐义贞在莫斯科时，就是与王明尖锐斗争的对立派。
1932年7月陆定一告别妻子唐义贞，带着去治病的褚志远（满洲省委书记刘明佛妻子）来到上海，两人假扮夫妻住在新闸路大庆里，庄祖方与他们约定“必须留一人在家，我至少隔一天来一次”，如果两天不来，陆定一他们就必须赶紧转移。
这个约定救了陆定一他们，当特务们赶到这里时，时间已刚刚超过两天，只见“房门紧锁着……特务们将锁撬开……有个特务将手伸进摊在床上的被子里一摸说，被子还有点热。”
陆定一脱险后，几经周折，找到南洋大学的同学夏采曦，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夏采曦安排交通员将陆定一安全送到了赣东北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葛源，但事情远远没有结束，
共青团中央恢复工作后，由徐宝铎任书记、陈伯伟任组长部长、黄药眠任宣传部长。
团中央作出了一个决议：“……在这次事件中，陆定一知道党的机关不去通知，致使三个苏区代表失踪，而他从机关离开时并不将党的文件拿走，只拿走私人的物件，完全暴露了他的张皇失措。党和团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和团籍，并对他进行审查……”
因此“陆定一进入汀州就被当成坏分子受到监视和苦工改造”，妻子唐义贞从瑞金走了三天赶到汀州，安慰鼓励困境中的丈夫，陆定一由此更为坚强。
董必武与唐义贞的哥哥唐义精，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好友，他听唐义贞汇报此事后，就站出来主持公道，派出三名代表前往上海，
“经过半年的辗转，（三名苏区代表）先后回到了鄂豫皖苏区和中央苏区，他们报告了团中央机关被敌人破坏的真实情况，证明陆定一的表现是坚定勇敢的，不存在任何畏缩的情况。陆定一的冤情终于得到洗刷，（他）回到党的怀抱，进入中央苏区首府瑞金。”
陆定一的团籍党籍于当年得到恢复，但直到遵义会议后才正式安排工作。红军长征时，唐义贞因有身孕不便行军，只得留了下来，这是他们夫妻的第三次分别，这最后一次的生离也成了他们的死别。
天道有轮回，世事更无常。
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速配资，博古“接受严厉的政治清算，而陆（定一）则获得毛泽东的充分信任……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主力之一……陆定一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后，他可以拒绝有政治局委员身份的社长博古每天写一篇社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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